许大贵，许大贵。

初初看到传票上的这个名字，我的内心还是有些许的抽痛与惋惜。毕竟，他故意杀人的案子，在A市也上过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。

事出有因，他不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却阴差阳错，最终走上绝路。

他原本是个受害者。

许大贵有个女儿，名唤许静。许静在二十多岁的适当年龄嫁了一个良人，生了一个乖巧的女孩丫丫。

丫丫打小绕膝于许大贵夫妇身侧，模样俊俏，温良可爱，这样的日子也就过了约莫不到三年的光景。后来，许静和她的良人贷款买了一处房子，一家三口别了许大贵夫妇搬去新居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可偏偏，她的良人，有一摊难断的家务事。

良人生父早逝，他的母亲于十多年前另嫁与一名为刘春的男子，给他生了一个异父的妹妹小晴。倘使他的母亲能够安安稳稳守着老头女儿过日子，这连环的惨案也不至于发生。

这五十出头的女人约莫不太能接受自己年老色衰的事实，偏偏要在外勾搭一个一起跳广场舞的大叔，惹恼了刘春，被一顿胖揍之后，索性离家出走。这老女人后来觉得自己肯定是找到了今生真爱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竟然告到法院，要和刘春离婚。

刘春头顶绿油油，哪里肯轻易放过她，放出话来留下房子他才同意离婚。这事儿一牵扯到房子，许静就坐不住了，估计出谋划策，也是出了不少力，惹得刘春性起，扬言杀了他们全家。

到最后，婚没离成，仇结下了。

刘春四处寻老婆不到，女儿小晴又无人照料，更是恨得咬牙切齿，杀意腾腾。

于是，刘春在去年的冬天，终于决定去找许静问个明白，那个自己遍寻不到的出墙红杏，到底浪去了哪里。事先，他在一个夜市的地摊上花二十块钱买了一把折叠刀。他骑着摩托车，带着刀，带着自己十一岁的女儿小晴，踏上了赴死之路。

他让小晴去挨个敲门，据小晴后来在公安做笔录时描述，爸爸担心他自己敲门，许静不会应。

当敲到第二家的时候，许静开了门，刘春便推着小晴冲了进去。几番言语不和下来，刘春便掏出了刀，把许静拖进了卫生间。

起初，小晴还能听到尖叫声，后来声音渐渐低了。丫丫循着声音去找妈妈，进了卫生间后也再没出来。

警方很快破了案，刘春被判死刑。

我当时受许大贵夫妇委托，对刘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庭审过程中，审判长再三强调注意法庭纪律。然而，当刘春被法警带上法庭时，旁听席上的家属竟是一哄而上，扬手便打，刘春偏过头去，脑袋上却还是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。

原本站立在他身后的法警反应倒是奇快，迅速摁倒一个，反手又拖住另一个。剩下的法警赶忙拖过长凳挡在刘春身旁，四个人忙活了好一阵，才把家属重新推回旁听席上。许大贵其实是冲得最快的一个人，然而毕竟年迈，在接近到刘春前，就被法警推开了。

审判长勃然大怒，关了庭审录像设备，大骂:“当我说话放屁？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跟你们强调法庭纪律，最后给我来这一出？你，退出法庭！”他指着许大贵，怒声道。

许大贵哆嗦着，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褶子流下来。

于是，许大贵夫妇颤颤巍巍地离了场，剩下刘春扬着脖子站在犯罪嫌疑人席位，一脸平静，波澜不惊。

庭审过程中，刘春说，她们全家都该死，一命抵一命，我认。

审判长微胖，沉着一张脸，道：“你最该死的地方，是你让自己十一岁的孩子亲眼目睹你行凶杀人，你手段之残忍，竟是连一个三岁的幼儿也不放过。成人之间的龌龊事，为什么要牵扯到孩子？”

刘春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他默默地站在庭下，听着检察官的指控和法官的训斥，不发一言。

过了半个月，法院宣判，因犯故意杀人罪，刘春被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法官问他：“你是否服判？”

刘春点点头，说，我不上诉，愿意赴死。

我记得宣判当天我拿到判决书之后，许大贵问我，刘春什么时候能死？

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只能把他引到法官面前，说：“中国的死刑制度，规定了一个人如果被判处死刑，这个案子是要送到最高院去复核的，案件来回移送估计得半年。所以刘春应该还能苟活一段时间。”

法官点点头，只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许大贵。

我清楚地看到许大贵眼神中的光亮黯淡了下去，他喃喃道：还要半年啊……

我以为这个案子就这么结束了。

但是后来，小晴死了，许大贵也死了。

用许大贵的话说，我家孩子死了，他刘春家凭什么有后？

他冲到小晴家里，同样用一把地摊上买来的折叠刀，结束了孩子的生命。自己当场服下剧毒农药，暴毙现场。

许大贵留下的那封遗书里写道：我不用法律来制裁我，我以死抵命。

公安机关略略查验之后，就以畏罪自杀结案，许大贵自己，也终是背负了杀人的恶名。

这个事件发生之后，我的心情一度很是低迷。这个时候的法律，显得尤为苍白无力。我并不同意许大贵这种报复性的杀人，如此的他，已与刘春这类的渣滓无异，遭世人唾弃了。

但是我又十分同情他，在失去至亲至爱之后，他的余生难以为继了。我在下班后曾去过他的墓地，那里极为空旷与荒凉，空气中都充斥着沉痛的气息。我并不明白自己是出于何种心态来到这里，也许是有些犯傻，也许是内心无法排遣的沉闷。

我在他墓前点了一支香，端端正正地立在墓碑前，站了许久，道了一声安息后，便离开了。

时间过了许久，我也渐渐淡忘了这桩惨案，直到我收到了那张传票。